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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母亲是她们辞职後做的事,而不是她们辞职的原因:《菁英妈妈想上班》

 

文|Pamela Stone、Meg Lovejoy

译|许雅淑、李宗义

  整本书记录的女性,都是闪亮的星星。她们大多数毕业於顶尖、入学筛选严格的学院或大学,拥有硕士或专业学历,而且每一个人在中断工作之前都在追求功成名就。第一次访谈时,她们都是全职妈妈,她们回到家里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她们早期的人生都极为相似,多数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家庭,家庭的优势帮她们铺好康庄大道,尤其是透过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达成。她们成长於传统家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在她们母亲那个阶级与世代,女性的典型就是在家当家庭主妇。我们采访的这群女性,从青年过渡到成年,从读书到就业,人生一路顺遂,几乎没有中断或崩塌。

  她们的成就斐然,而且她们所处的时代鼓励且期待年轻女性勇敢逐梦,因此她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办到了。她们坦率而热情地分享先前的生涯,袒露自己有哪些长处和短处,而她们又如何超越与克服。显然,女性早期教育和事业之路的努力都是心无旁骛,当她们从一个舞台换到另外一个舞台时,也相对顺遂,而且一直都是平步青云。她们都是聪明的女性,她们的特权、领悟力和智慧,引领她们走向名校,而名校又是找到顶尖工作的跳板。尽管她们不会吹嘘,但是这些女性的言语都流露出自信,并且伴随着一种真正的成就感。

  然而,随着她们成为母亲,许多人遭逢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不顺遂与前途茫然。她们不再是前程璀璨的女孩,也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和投入程度受到质疑,一旦她们感受到污名与事业停顿突然而来的刺痛,信心也跟着减弱。

  女性辞职的真正原因?

  大众媒体散布的一般理解是,这类女性是为了家庭而辞职。乍看之下,她们的确是为了家庭,因为离开职场之後,她们都变成了全职妈妈。但是,我们的前一份研究揭示了这个解释有其不足——全职母亲是她们辞职後做的事,而不是她们辞职的原因。首先,这些女性,除了少数几个,从未打算完全投入家庭。绝大多数(90%)都觉得,自己早期与长期的人生目标,是希望能够事业与家庭并重。此外,她们都很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辞职前平均工作了十年。其次,当妈妈本身并不是引发辞职的典型因素,她们大多数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後,工作表现依然良好。第三,进一步挑战常见的母性论者的建构(maternalist construction),许多人是在孩子大一点才辞职,至少是小孩上学之後,而不是在婴儿或学走路的阶段辞职,她们也发现突然转为待在家里当个全职母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第四,当女性跟老板和同事说自己要辞职照顾家庭,这是一个保有颜面、保留退路的说法。社会学家莎拉.达马什(Sarah Damaske)发现,不论什麽背景的女性,不管她们在讨论自己工作与不工作的原因,一直都把理由说成是「为了家庭」,这种说法符合性别角色,满足了社会认可的各种理由与需要,所以我们对於「为了家庭离开」的说法,并不能信以为真。

  妇女辞职的真正原因,源於她们原本的那份职业,其工作条件的本质与她们产生了真正的冲突。女性决定辞职的原因不一而足。她们会说职位、小孩与先生,但是她们叙述的主轴却是工作,而不是家庭。十个里面有九个会说出跟工作有关的理由。工作场所的推力,再加上家庭的拉力,尤其是现在对於母职的要求很高,丈夫也常常在家庭的第一线「缺位」。

  仔细听她们的故事就会听到,离开职场是个预设选项,是在其他方法行不通的情况下不得不的选择,而且基本上是带着不舍与遗憾。这些女性成功的代价,就是她们从事许多人所说的「全力以赴工作」(all-or-nothing jobs),特色就是上班时间很长,以及永无止境的要求。虽然这在地位高、传统由男性主宰的职业(例如商界与法律),会稍微明显一点,但现实是,在男女都有的领域(例如出版与行销),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而且工时增加的速度也来到历史新高。工时长,每周达到五、六十个小时以上,是女性无法继续工作最常有的一个理由。此外,虽然她们谈到工时长的时候,说的只是自己工作的环境,但是在类似步调下工作的丈夫,也常常都不在家。丈夫的收入优势(反映出众所周知的男女薪资差距),免去丈夫照顾家庭的责任,并使得先生的事业优先於太太的事业,即使是太太的收入超过先生,大家还是期待应以先生的职涯为优先,这种性别动态变化经常被「性格」或个人偏好的理由所掩盖。工时长的双生涯婚姻(dual-career marriages),以及丈夫拥有不过问家务的特权,往往是造成女性无法继续工作的「导火线」。

  辞职另外一个相关因素,则深植於当前专业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加班文化,当她们努力尝试减少工时、远距工作,以及其他减轻时间限制的弹性工作方式,却都失败时,只好离职。本研究三分之二的女性辞职之前都能够做出一些替代性的工作安排,基本上就是改为兼职(不过有10%申请人遭到拒绝,这些人往往是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想当然尔,由於理想员工的规范,要求放下家庭与其他个人干扰因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因此女性发现她们努力尝试的兼差工作或是分担工作模式,都持续不了太久,最终注定失败。

  这些女性发现身为职业母亲,在公司里很矛盾地被叫做「兼职专业人员」。虽然是兼差,女性对於自己带走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责任,她们的地位降低了,但更重要的是,她们的战力与影响力也被限缩了。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兼差」的工时逐渐增加到全职,却没有补偿任何薪水;她们失去了升迁的机会;看着她们得之不易的弹性工时遭到否决。女性也很敏锐地感受到她们努力挑战加班文化所带来的污名。在大型软体公司担任行销主管的克莉斯汀(Christine Thomas)说:「当你(在公司里)做的是共同分担工作(job-share),你就盖了一个写着妈咪(MOMMY)的大印在你头上。」菁英律师事务所合夥人布莱儿(Blair Riley),虽然可以安排兼职工作,但是却不敢让身边的同事知道。她把兼职比喻为生病:「有一点像感冒。不是好了,就是离开。」女性通常把这个污名内化成自己失败的象徵,这种污名还进一步破坏她们付出种种努力而来的成功,也削弱她们对於工作与职业生涯的依附。

  虽然这些女性详述职场压力的无情,还有她们用尽全力发展应对策略却失败的故事,但她们却很少有被牺牲与受歧视的感觉。尽管她们亲自感受到当妈妈受到的惩罚,但因为已经把职业的规范内化,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被偏见与歧视所伤。她们不愁吃穿、了解自身所在位置的特权,她们的完美主义取向,以及强烈的自我能动性,在在使得她们采取一种选择的叙事(narrative of choice)。七○%的受访者,在访谈当中,常常提到「选择」,像是「主动选择」、「专业选择」等等字眼。女性经常强调,她们在工作时所受到的任何惩罚,都是出於她们的个人行为与偏好。她们常常把自己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建构为「女性主义者」,指出第三波女性主义主要是个人选择,这与第二波女性主义集中在结构的性别平等相反。在本书里面,三十几岁的人提到自己出於选择是四十几岁的两倍。典型的受访者是三十四岁的梅莉莎(Melissa Wyatt),她原先的工作是募款,她先从专职转为兼职之後再辞职:「我会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喜欢今日的女性有所选择这点,我觉得这至关重要。」

  女性缺乏选择的事实,以及说自己决定辞职是种选择这种修辞之间的矛盾,就是「选择落差」。当女性暂停或结束自己投入大笔心力、心心念念的职业生涯时,这样的行为竟被说成是她们选择离开职场。我们的分析显示,在享有盛誉、有权有势以及有利可图的职业中,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她们继续留在这种高要求工作的选择反而受限。家里的财富使得她们可以选择离开职场,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选择」并不是出於个人偏好,而是因为她们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需要「全力以赴」,因而迫使她们必须在全力以赴与退出职场之间抉择。

  证据说话

  研究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以男性为理想设定的工作文化,在职场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种文化不利於弹性工作,并且进一步惩罚想要寻求弹性上班的女性专业人士。针对女性大量入侵的前三种专业工作(法律、医疗与商业)的研究发现,妇女选择退出职场比例最高的是商业,其次是法律,而最低的是医疗。三者的差别在於商业与法律工作时间较长且无弹性,医疗则是随着从私人开业模式转移到大型集团开业而变得比较弹性。

  另一份针对高成就女性的研究,同样把辞职的决定,归因於工作与组织因素,例如不弹性、歧视和缺乏升迁机会等等。呼应了我们研究对象为此所做的努力,辞职的女性如果可以弹性工作并降低到合理工时,她们会倾向继续工作。针对金融业女性的研究同样发现,女性离职是因为男性的职场文化,再加上不弹性的工作条件,尤其是期待更长的工时与随传随到。女性请了产假回来之後,发现自己的责任减少,地位下滑,而且职位也被砍掉,这类似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转为兼职的时候,经常也是她们刚放完育婴假回来上班的时候。另一项研究的结论是女性,特别是专业女性,变成妈妈之後会被「赶出」职场。他们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变成妈妈之前,如果做的是比较弹性的工作,比较有可能留在职场。

  工时长或超时工作对女性退出职场影响深刻,这方面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社会学者车滢珠(Youngjoo Cha)分析全美抽样资料,证明母亲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小时的话,更有可能离开男性主导的职业,她们不是改到非男性主导的行业上班,就是退出劳动力。这印证了长工时和母职无法相容──在工时长的女性之中,妈妈离开职场的机率,比没有小孩的女性高出五十二%。兼职的人,不论男性或女性,更有可能退出男性主导的工作。如果只看离职的劳工,车滢珠发现,超时工作这个因素,对於在男性主导职业工作的妈妈影响比较大,她们退出劳动力的可能性三倍於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妈妈。

  後续的研究也提到,丈夫的高工时对於女性辞职的决定是有所影响的。有一项研究发现,丈夫超时工作的女性(每一周工作五十小时以上),比丈夫正常上下班的女性,更有可能离开劳动力队伍。车滢珠的另一个研究,也有相同发现,丈夫工时长的女性,辞职的机率甚至大於有小孩的女性。这个研究再次强调了工时长与女性是主要照顾者这个历久不衰的文化假设之间的连结。

  我们研究当中的许多女性,都在决定辞职之前减少了工时,因此也就减少了她们对整体家庭收入的贡献。研究发现,女性的收入如果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较小,她们也就比较可能离开职场。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有丈夫较高的所得做为後盾,而使得太太得以留在家里——这比较是丈夫决定继续工作的理由,而非女性辞职的直接理由。尽管如此,女性经常拿她们的赚钱能力较低,来解释为何她们的丈夫无法认真考虑辞职而她们却可以,并以此合理化她们为何把丈夫的职业生涯视为优先。

(本文为《菁英妈妈想上班:美国顶尖名校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部分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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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菁英妈妈想上班:美国顶尖名校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 Opt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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